题记
前文《米德：从凯恩斯主义到“混合经济”的政治经济学（下）》简要介绍了米德晚年最重要的著作《自由、公平和效率》中的重要观点。
虽然米德生前最后一部著作是《充分就业重获？》，但我个人认为米德在去世两年前完成的《自由、公平和效率》才是米德一生经济思想的最后总结或称之为“绝唱”。他将提出“财产所有民主制”和“财产社会所有制”的著作《效率、平等与财产所有权》作为本书的第二章，就是一个明证。但《效率、平等与财产所有权》只是提出了这两种制度的概念，但并没有系统性的论述。
在《自由、公平和效率》中，米德通过虚构的“阿加索托邦（Agathotopia）”阐述了他的合伙经济学理论。可以认为是对这两种制度的具体设想。
本文是在阅读和学习原著的基础上完成的，以读书笔记方式呈现，其中第二章的读书笔记请参阅《米德最得意的著作之一：<效率、平等与财产所有权>》）。
（注：本文篇幅较长，分多个部分推出。本部分是《自由、公平和效率》第一章的读书笔记。）
第一章导论
本书没有前言，导论具有前言的性质。
全书第一段即点题，整体摘录如下：
“基本经济目标有三个：第一，公民在市场中选择自己的职业、自己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方式（自由Liberty）；第二，避免造成不可忍受的贫富悬殊（平等Equality）；第三，用可供利用的资源实现尽可能高的平均生活标准（效率Efficiency）。三个基本经济目标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本书各章以各种方式对为解决这些冲突而被设计出来的经济政策和制度选择展开研究。
不过，本书着重研究的是这些冲突之一，即货币价格的确定尤其是货币工资的确定，对收入分配和资源利用效率—就业和各种商品和服务的最有效水平—都有极为重要的影响。”
（评注：在《聪明激进派的经济政策》中，米德说，“政治上的激进分子在选择社会目标时，常常把‘自由’和‘平等’放在相当高的价值位置之上。”到本书时，他将“效率”拔高到与“自由”和“平等”相同的地位。）
米德简要回顾了“二战”后西方国家的主导经济政策。他将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失效归结于“不完美的竞争社会”。“战后二十年里，凯恩斯主义政策十分成功，失业率和低通胀率并存。但是逐渐地，随着我们不完美的竞争社会中各种群体学会了利用自己的垄断谈判力量为自己挣取最有利的收入分配地位，这个体系崩溃了。之后，为了显著降低通货膨胀率，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被放弃，而代之的是紧缩的货币政策，但这样做的代价是失业率大幅度上升。”
（评注：70年代中后期的“滞胀”以后，货币主义替代了凯恩斯主义，通胀得到了控制，且失业率的上升并不严重。看似货币主义取得了成功。但本系列此前文章中曾提出一个新的观点，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中美关系的缓和，为西方过剩资本和过剩产能找到了出路。）
米德提出了均衡工资水平和均衡失业水平的概念。“使实际工资增长率正好等于劳动生产力增长率的失业水平可以被称作‘均衡’失业水平。然后，我们不难证明，如果扩张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低利率、低税率和高政府支出率)被用于增加商品和服务需求，从而把失业率低于这一均衡水平，那么，通货膨胀率将会持续上升。”
（评注：工资增长率等于劳动生产力（以GDP代表）增长率时，工资收入在GDP中的占比保持不变。问题是，工资收入在GDP中的占比应当保持不变吗？）
米德承认预期对通胀有着重要的影响。“在一个通货膨胀率持续上升的过程中，当人们开始不仅将现在的通货膨胀考虑到交易中去，而且还把预期的通货膨胀上升也考虑进去时，通货膨胀将会加速。”
（评注：这是理性预期学派的重要观点。）
于是，米德得出了关于通胀和失业率的三个重要结论：
1. “用扩张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把失业率暂时降低到其均衡水平之下。然而，这很有可能最终导致不可忍受的超级通货膨胀”。
2. “用紧缩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把通货膨胀率降低到想要的低水平，但代价是通货膨胀率下降的过程中失业率高于均衡水平”。
3. “只能通过降低均衡失业率来实现失业率持久下降。为此，我们要改革工资决定和价格决定政策和制度，以提高经济活动的水平和就业，其中实际工资增长率不能超过劳动生产力增长率。”
米德认为，温和的通胀对经济是有利的。“不加速的温和通货膨胀，尽管会增加（签约时将其考虑进去的）交易成本，同时也有助于使经济更有弹性和效率。”
其主要理由是，“适度的一般价格上升，通过使正在扩张的部门中货币工资绝对水平上升更多，来实现相对货币成本和价格调整，要比通过谈判来降低经济中正在萎缩的部门的绝对货币工资更加容易。”
（评注：这就是说，经济中萎缩部门的实际工资本来应该下调。但是通过谈判直接下调工资很困难。而适度通胀时，虽然绝对工资不下降，但实际工资却下降了。）
通过上述分析，尽管经历了“滞胀”的冲击，米德还是坚信，“货币和财政政策、工资决定制度和政策的最优组合应当按照新凯恩斯主义思想来设计。在这种情况下，全套凯恩斯需求管理工具（利率、税率和政府支出率）应当被用于调控对国内商品和服务的总货币支出水平（名义GDP），使经济保持带有适度通货膨胀的增长，通过工资率和产品价格的决定制度和政策设计，保证这一适度和稳定的产品市场扩张引起实际产出和就业的尽可能扩张，而不是简单地提高货币价格和成本。”
米德认为上述观点是“新凯恩斯主义”，他指出了“新凯恩斯主义”与传统凯恩斯主义相比的两点优势：“第一，它避开了试图估计合适的产出水平和就业水平（充分就业或均衡失业水平）这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第二，它拥有更加自然的调控工具之间的分工，用货币和其他金融政策工具调控货币膨胀，用价格决定政策和制度实现各种商品和服务市场供求之间的最优调整。”
（评注：在我看来，米德所谓的“新凯恩斯主义”与传统凯恩斯主义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强调了工资决定机制的灵活调整，同时放弃了不现实的充分就业目标，转向均衡工资水平下的均衡失业水平。本系列此前已简要分析过，传统凯恩斯主义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偏重于需求侧调整，而对供给侧不够重视。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工资可以灵活调整，可能仍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供给侧的结构性问题，即产能过剩和资本过剩及其导致的劳动力过剩。）
在经济现实中，人们除了工作报酬以外，可能还有非劳动收入。米德强调，“如果工作报酬与收入脱离太远，就会对工作积极性造成灾难性影响。”“当劳动收入比例降低到接近于零时，工作的商业动机就会全部消失。”
然而，他也认为，“我们有可能设计出一种报酬体系，放弃同工同酬（Equal Pay for Equal Work）的平均主义分配原则，但既能提高工作积极性，又改善总体上劳动报酬的均等程度。”
这就是针对“非劳动”财产收入的两类再分配政策：
第一类是“财产所有民主制（Property Owning Democracy）”，“通过使私人财富所有权更加分散，从而使财产收入更加分散。此类收入独立于财产所有者的劳动收入，从而降低了劳动收入的相对重要性。”
第二类是“财产社会所有制（Social Ownership of Property）”，通过把可观比例的私人财产变成国有财产，间接地产生类似效果。此类财产收入可以采用向普通公民提供与个人劳动收入完全无关的社会福利的形式进行分配，”
“这两种方法都只不过把工作积极性受到的不利影响重新分布罢了。”但米德相信，“一部分人的工作积极性的降低会被抵消一些。”
此外，第三种方法是“福利国家”，“通过提高现有收入的税率，并把税收用于向广大公民提供各种与个人收入无关的社会福利。”
（评注：关于财产所有民主制、财产社会所有制和福利国家的具体介绍，请参阅《米德最得意的著作之一：<效率、平等与财产所有权>》。）
米德强调了“闲暇”在政策选择中的重要性。“在一个人口密集和高度工业化的富裕经济体中，经济活动的增加很有可能表现为生产更多奢侈品而非生产更多生活必需品。……。就整个社会来说，可取的政策是相对来说引导人们增加闲暇的政策，而不是引导人们增加收入的政策。”
（评注：从广义的角度来说，各类文化、艺术、体育活动，以及旅游都属于“闲暇”的范畴。）
米德指出，本书围绕“自由、平等和效率之间的这些和其他冲突”来展开，并简要介绍了各个章节的主要内容。其中第3—6章阐述了米德的“阿加索托邦（Agathotopia）”制度构想，其核心是劳动资本合伙制（Labour-Capital Partnerships）。
他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我们的追求必须限于选择自由、分配平等和提高生活标准这三者之间的一个可以实现的妥协。毫无限制地追求个人自由、实际收入的严格平等和技术上最高的生活标准才纯粹是浪费时间。”
（评注：Agathotopia是由米德自创的词语，由希腊语agatho（意为“好”）和topia（意为“地方”）合成，直译就是“好地方”。“乌托邦（Utopia）”，意为“无地之处”，描绘的是尽善尽美却难以企及的完美社会。米德用“阿加索托邦”来描绘虽不完美、但在现实可行的“次优”好社会。）
米德列出了“本书研究的经济解决办法”的四项假定前提：
1. “在市场上自私地经营的公民终归民主地投票选举一个政府，而这个政府追求公共利益而不是满足选民自己的特殊利益”；
2. “政府官员在寻找和利用促进公共利益的手段时是无私、富有智慧和廉洁的”；
3. “个体公民都是守法的，在政府制定的法律范围内，在市场中经营”；
4. “倘若有可能设计出一种影响收入分配的有效方法，就不用担心货币报酬率的变动对分配造成的影响”。
但米德承认，前三项基本假设可能失灵。也正因为这些失灵，（詹姆斯·布坎南的工作）“使我们有了另一个强有力的理由赞成尽可能用自由市场竞争价格机制而不是用中央计划的方法决定资源在不同用途之间的配置。”
“自由市场机制的理由在于自由和效率这两个基本目标”。然而，“很少有或没有关于第四个基本假设所包括的问题展开的研究。”
（评注：就像本系列此前说过的，凯恩斯主义者不会否认政府也存在失灵，但新自由主义者却不肯承认市场存在失灵。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劳动力市场与其他商品市场一样，只要降低工资，雇佣量就会增加。除了自然失业率以外，无需关注失业问题。
当然了，我也认为前三项假说是靠不住的。关于布坎南的介绍，请参阅《从詹姆斯·布坎南看公共选择学派的荣耀与悲哀》。）
虽然前三项假说可能会失灵，但米德认为这是社会发展的方向。“建设一个美好社会的任务之一是发现如何提升社会成员的态度和行为，使其符合这些基本假设的要求。”
他反对一次性的大规模革命（注：这种革命很可能是暴力革命），主张渐进性变革。“我们不应当据此认为必须进行一场大规模的一次完成的革命，其中所有的变革同时发生，从而使它们的效果恰好相结合。各个市场的渐进变化是可以的—例如，单个劳动资本合伙制试验，不同形式的储蓄税赦免，遗产税改革和国债赎回等。”
（评注：主张渐进变革的费边主义在英国学术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力。请参阅《费边社会主义与费边精神》。）
本章最后，米德批评传统凯恩斯主义者仅局限于平衡通货膨胀和就业的经济政策设计。“令我悲伤的是，我的职业同行中有如此多的人如此地热衷于讨论的是，给定目前报酬率决定中的分配目标和效率目标，如何设计财政、货币、汇率和工资决定政策和制度，以取得通货膨胀与就业之间的平衡。”
米德主张突破现有经济制度框架的新设计，而本书的主题就是阿加索托邦。“我请求他们把注意力从把目前的坏工作做得最好转移到一项更好的工作的设计上。他们不肯把阿加索托邦作为达到这一目的的最有可能的模型。……。无论其精确结构是什么，在一个渐进过程中，我们需要一个阿加索托邦模型来判断每一小步变化是朝向还是背离最终目标以此作为一个意识形态基础，一个新的政治共识兴许可以建立起来。”
（评注：在我看来，从财产民主所有制和财产社会所有制到阿加索托邦，是米德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
探索篇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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